哪个股票平台好 先秦研究 | 程浩：《楚居》《楚史》与楚人早期居地
发布日期：2025-03-17 22:56 点击次数：82
《楚居》《楚史》与楚人早期居地哪个股票平台好
程 浩
摘要：清华简《楚居》中关于楚人早期居地的相关记载，可藉由安大简《楚史》重新进行解读。楚人先祖季连一族初降的“騩山”位于中原地区，是祝融后人最早的居地。他们分宗后居住的“穴穷”，则是山上的一处洞穴，与乔山、爰波毗邻，都处在均水的下游地区。带领楚人由中原迁徙到丹淅交汇之地的，应该是商周之际一位号为“穴熊”的季连。他随后又通过与商人旁支盘庚之子的联姻，将领地向北拓展到了南阳盆地北部，占有了整个均水流域。京宗作为一个区域概念，因其为楚先祖的发祥地而得名，与丹阳一样指的都是丹淅流域。西周时期的楚先公熊绎以至若敖，所统治的范围大致不出于丹淅与汉水两岸。此时的楚人由于地缘近于宗周，与周王室关系友好，并参与了昭王征伐荆蛮的行动。在昭王南征的基础上，楚人在蚡冒之时正式开启了对汉水以南百濮之地的开发，并由武王完成了从丹淅到江汉沮漳的迁徙。
关键词：《楚居》 《楚史》 季连 京宗 丹阳
楚国国祚绵延八百余年，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地方封国之一。楚人虽长期偏居一隅，但始终与中原王朝紧密联系、不断融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演进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楚国的早期发展从最初的“土不过同”，经过历代先公先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最终至春秋战国时达到了“四分天下而有之”的局面。关于楚国鼎盛期的历史，藉由史书的详细描述，学界已相对熟悉，至于楚人的来源与早期居地，却是楚史研究中长期辩而未明的关键问题。此前由于文献阙如，学者只能就《史记》《世本》所载楚国早期国都“丹阳”的地望发表意见，取得的进展也十分有限。[1]清华简中楚人自作文献《楚居》的发现，为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篇公布之后，学界已围绕篇中关于楚人早期居地的记载开展了热烈讨论，并发表了一系列卓有识见的成果。[2]然而由于竹书记事简略、古地名定点困难以及传统认识的干扰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对简文记载的理解往往大相径庭，可谓言人人殊，反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陷入了更为纷纭复杂的局面。值得庆幸的是，安徽大学最近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也发现了与楚史相关的篇目，该篇虽未正式公布，但先期披露的部分简文对于我们重新理解清华简《楚居》以及探讨楚人早期居地问题均有重要价值。本文拟就安大简《楚史》提供的新认识重读《楚居》，并对楚人在春秋以前的迁徙过程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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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季连初降騩山与始迁穴穷
《楚居》所记楚人先祖故事始于季连，其起首云：
季连初降于
山，氐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3]
简文中季连初降之地“
山”，李学勤先生指出其即见于《山海经》之《中次三经》与《中次七经》的“騩山”，也就是今河南新郑、密县一带的具茨山。[4]将季连最初的居所定位于河南中部，可与传世文献中楚人先祖来自中原的记载相契合。无论是《史记》《世本》等传统史书还是近年楚地出土的祭祷简，都证实了祝融为楚人的直接先祖。而祝融的居地，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虚也”，[5]《国语·周语上》也说：“有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6]郑与崇山都与騩山相距不远，可见祝融、季连等楚人先祖最初应该是聚居在河南中部地区的。
简文复云季连“氐于穴穷”，关于“穴穷”的地望，目前学界主流的意见是将其与《山海经》中的熊山对应，依据是熊山与騩山邻近，且“穷”“熊”音近可通。也有学者主张将其与更远的穷谷、空桐甚至镐京联系起来，皆是预设大致地域后进行的地名比附，难以让人信服。[7]
从安大简《楚史》对季连的相关记述来看，《楚居》所谓“穴穷”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地名。且看其简文：
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告曰：酓（熊）。
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酓（熊），是为荆王。[8]
这段记载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两点前所未有的认知：首先，季连就穴熊，二者为同人异名；再者，穴熊之名是祝融根据季连居于洞穴的行为给他后取的。简文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融乃使人下请季连”一句，言“下请”似乎意味着祝融乃是天上之神。上引《国语》之文说：“融降于崇山”，再加上《楚居》的“季连初降于騩山”，都说明在楚人看来其先祖祝融、季连等皆具有神性。而据简文“见人在穴中”可知，季连降于人间之后，曾是居于洞穴之中的。
在了解了安大简《楚史》所述的背景后，我们再去读《楚居》“季连初降于騩山，氐于穴穷”一句，就会有很多新的认识。从安大简《楚史》“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来看，季连此时应该已经离开了祖居的騩山，迁徙到了别处。如果把“騩山”视作楚人的最初居地，而“穴穷”则是其始迁居所。穷者，极也，所谓“穴穷”即山上洞穴的至深处，[9]也就是安大简《楚史》中季连被火爨烟熏之居所。
明确了“穴穷”乃是山洞而非地名后，其具体位置便更加渺茫不可知了。简文记载季连在“穴穷”后又“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前，整理报告解为“即前进之前”，至于乔山则认为“就是《山海经》的‘骄山’”。但是“骄山”远在汉水以南的荆山山脉，按照我们的理解，此时的楚人还没有扩张到那个区域，而且“前出”在《楚居》中仅此一见，解为一般的迁徙似有未安。我们认为，简文的“前出”有向南前进的意思，而“前出于乔山”就是向南迁徙到乔山。在古人的观念中，以南向为前而北向为后，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属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10]即以南方属火而居前。季连此次南迁之乔山，具体位置已不可考。至于迁于乔山后宅居的“爰波”，大概也与“穴穷”一样并非具体的地名，或可读为“缓坡”，即山腰平缓之处。季连此次从先前居住洞穴徙居至乔山之缓坡，其直接原因即安大简所叙述的原居洞穴被祝融使者焚烧而不再适宜居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古代先民由穴居生活走向台地定居的写照。而这次被动迁居，从“前出”之语来看涉及的地域比较小，“穴穷”与“乔山”应该属于同一区域范围内，尚构不成严格意义的迁徙。
至于这一区域的大致范围，则可由季连之后的行踪逆推获知。《楚居》接下来说季连“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汌水”李学勤先生指出即《水经注》中的“均水”，[11]也就是淅川，学界基本都信从这种意见。季连既然是“逆上汌水”与盘庚之子会面的，那么他此时的居地就很有可能在均水的下游。《水经注》云：“均水又东南流迳其县下，南越南乡县，又南流与丹水合”，[12]均水的下游与丹水合流，“穴穷”“乔山”很可能都在这片丹淅并流的流域。
我们说“穴穷”在“汌水”也就是“均水”下游，还可以得到新蔡楚简的证实，其甲三11、24两支简缀合后有文如下：
昔我先出自，宅兹沮、漳，以选迁处。[13]
“”二字，董珊先生曾将之释为“颛顼”，[14]如此以来简文“昔我先出自颛顼”一句便可与文献关于楚人始祖的记载对应，因而信从者甚众。但是从下文“以选迁处”来看，这段简文实际上是讲居地迁徙的，因而此字还应作地名解为好。裘锡圭先生即将“”读为“窦”，认为“窦”即地的洞穴，[15]此说可以很好地与《楚居》中季连的居地“穴穷”联系起来看，实为远见卓识。而简文中“窦”所在的“”则与《楚居》的“汌水”同指为均水，[16]季连由均水附近的洞穴走出，乃是后世楚人所共知的先祖记忆。
如果以上说法均可成立，则《楚居》中的这段话实际描述了楚人最早的两处居地：季连初降之时与先祖祝融共居的中原騩山，以及分宗后独立迁徙所到的丹淅汇流之地。
02
“盘庚之子”与季连的时代
《楚居》下文又讲述了季连求偶生子的故事：
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游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爰生
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
简文记载季连沿着“汌水”逆流而上，在“方山”与盘庚之子会面。盘庚之子的女儿妣隹面容姣好、性情温婉，虽已有婚约，但季连仍“从及之盘”，并生下了伯与远仲两个儿子。对于“从及之盘”的“盘”字，整理报告读之为“泮”，解作“水涯”，也有不少学者将其解为具体地名。揆诸简文，“盘”在这里还是理解为作动词比较好，如宋华强、刘乐贤等先生认为其与男女交媾私合有关，[17]正可与上文“闻其有聘”相呼应。而“毓徜徉”则是说妣隹生育二子顺利，应与下文妣厉生丽季难产而死比观。
之前大家在读《楚居》时，以为季连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现在根据安大简《楚史》季连就是穴熊的提示来看，《楚居》以下简文记载的也都是季连一人的事迹：
穴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厉，逆流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纵行，溃自胁出，妣厉宾于天，巫咸该其胁以楚，氐今曰楚人。
季连在妣隹之后所娶的妻子妣厉，简文形容她“逆流载水，厥状聂耳”，“聂耳”即“帖耳”，[18]是说她与妣隹一样都是相貌端庄、性格柔顺的女子。实际上，妣隹与妣厉非但容貌性情相近，从简文中季连（穴熊）娶二女故事的同质化来看，她们还很可能都是盘庚之子的女儿。我们知道，早期的部族联姻嫁出的女子往往不止一位，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欲观舜之德，于是“妻之二女”，[19]古本《竹书纪年》亦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20]妣隹与妣厉先后嫁与季连后，分别生了伯与远仲、侸叔与丽季四子。之前由于尚未得见安大简，赵平安先生曾据《楚居》所记季连、穴熊四子伯、仲、叔、季的排行判断季连和穴熊是兄弟关系。[21]如今我们知道了季连、穴熊为一人，那么伯、远仲、侸叔、丽季就应该是亲兄弟而非堂兄弟，而且他们的生母同姓，母系血缘也是相同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楚居》记载季连娶妻于盘庚之子，与传世文献中季连其人的时代是相矛盾的。《大戴礼记·帝系》和《世本》等古帝王谱系，一般将楚国的先祖世系描述为：
颛顼—老童—重黎及吴回—陆终—季连
按照《楚世家》的说法，重黎、吴回皆有祝融之号。此后陆终生有六子，排行最末者为季连，《帝系》载：“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并称：“季连者，楚氏（是）也”。[22]李学勤先生曾指出：“陆终娶女隤生六子的传说，自然是反映族姓起源的神话，樊、惠连以及季连等等只是各族姓的始祖”，[23]当是平实的评价。这种楚人先祖系统为司马迁作《史记》时所采信，自汉代以后就成为了对楚人族源的基本认识。
按照这种说法，季连即应与其祖祝融、其父陆终以及兄弟昆吾、彭祖等人一样属于传说时期的人物，又怎么能与迟至商代晚期的盘庚之子联姻呢？为了调和这一矛盾，学术界大致提供了两种方案：一是将《楚居》中“盘庚之子”的年代提前，如谢维扬先生主张其人应非商王盘庚，而是某个居于“盘”地而以之为氏的贵族；[24]二是将季连的时代拉后，如李学勤先生指出《楚居》将季连定于商晚期，在世系上正可与包山简、新蔡简所见的穴熊、鬻熊为一人以及《楚世家》鬻熊为文王师的记载相合。[25]两种观点各有其理据，更涉及到史料品质的问题，因而很难做出决断。
结合安大简《楚史》对楚先祖世系的记载来看，《楚居》的说法似乎要更可信一些。根据黄德宽先生撰文介绍，安大简《楚史》所记楚人先祖世系对传世文献的系统多有颠覆之处。如老童生重、黎、吴、韦（回）四子，而黎即祝融，老童与祝融为父子关系，中间并没有《楚世家》所说的称一世；祝融生季连等六子，中间也没有陆终一世；季连就是穴熊；熊丽为穴熊所生。[26]如果再加上此前学界已公认的穴熊、鬻熊为一人的认识，[27]楚简中楚人自述的先祖世系就可还原为：
颛顼—老童—黎（祝融）—季连（穴熊、鬻熊）—熊丽（丽季）
与之对照，就可发现以《楚世家》为代表的传世文献中的楚人世系多有错乱，比如在季连与熊丽之间误植了“附沮”“穴熊”“鬻熊”三世，而且认为在“穴熊”与“鬻熊”之间犹有缺环。实际上，司马迁在《楚世家》中既已承认他对楚人早期世系不甚了然，他说：“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28]面对这种“书缺有间矣”的情况，司马迁只能利用“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29]而这其中一些未经楚简验证的他说，现在看来未必靠得住。在这种情况下，出土文献中楚人自身对先祖世系的称述大概更应该得到重视。
如果我们相信《楚居》《楚史》关于季连为熊丽之父的记载，那么他所活动的时代就可以定于商末周初了。按照《楚世家》的说法，熊丽之孙熊绎“当周成王之时”，[30]《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31]既然熊绎活动于成、康之世，熊丽即当与文王、武王同时。至于熊丽的父亲季连（鬻熊），则应是活跃于商末，也就是王季、文王的时代。《楚世家》载熊通语：“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32]正为写照。《周本纪》云：“西伯善养老……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33]所谓“鬻子”盖即鬻熊（季连），反映了商周之际季连率族人归顺文王的史事。值得注意的还有《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早卒”之说，[34]其中的“子”字先前有衍文、[35]意动、[36]或称[37]等多种解释意见。现在看来，所谓“鬻熊子事文王”大概是说鬻熊的儿子臣事文王。而事文王的鬻熊之子不一定是继嗣的熊丽，由于其人“早卒”，[38]后来由熊丽继承君位，所以《楚世家》依例未言其名讳。过去对于鬻熊（季连）之子我们只知有熊丽，现据《楚居》所载又有伯、远仲、侸叔三人，使得有了向这一方向联想的空间。鬻熊为文王之师，其子作文王之臣，从年代与行辈来看都是合适的。
虽然《楚居》《楚史》等楚人自作文献都声称季连为商末周初之人，但我们也不得不审慎地看待其史料生成过程的复杂性。正如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所说，上古时期往往“传说与史事混而不分”，[39]即便是战国时期的楚人对先祖的记忆，也不见得全面翔实，更不能排除有美化修饰的成分在里面。对于季连（鬻熊）以前的先祖，楚地出土的祭祷简均称之为“楚先”，之后从熊丽（丽季）开始才称“荆王”。[40]有学者认为楚人在熊丽时始为方国，这种认识也可由《楚居》所载丽季得“楚”之号证实。[41]而且从传世文献来看，楚人的世系也是在鬻熊、熊丽以后才渐次明确的。[42]无论是传世还是出土的史料都在熊丽之时骤然转变，或可说明季连以前的历史对于楚人来说也是渺茫不可确知的。[43]《楚居》对传说时期的先祖季连的描写，当然有其“史实的素地”在里面，但其中没有言明的历史信息，也是需要深入辨析的。
既然简文言之凿凿，那么商周之际大概确有一位季连曾与“盘庚之子”联姻后又归附文王，但这却不意味着楚人的先祖季连便只此一位。徐旭生曾指出对于传说时代的古史研究，“顶重要需要声明的一事，就是在当时社会的单位是氏族，而氏族的名字与个人的名字常相混淆，无法分辨。”[44]徐中舒先生也说：“古代历史记载中的所谓夏代以前的帝王，在我们看来，假定那些人是真正有过的话，也不过是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酋长而已”。[45]按照这种思路，上引《帝系》“六曰季连，是为芈姓”，或可理解为祝融后裔中有一支芈姓族群乃是以“季连”为号。尹弘兵先生推定其年代上限为虞夏之时，下限为商代晚期，[46]这期间内该部族的首领大概都可称作季连。或许司马迁之时已不了解传说时代史料的这一特点，以为只有尧舜时的季连一人，因而在采信《帝系》的基础上又称穴熊与鬻熊之间“弗能纪其世”，以弥合楚先祖世系在夏商二代的缺环。
如此来看，《楚居》里面初降于騩山以及其后徙居穴穷并娶妣隹、妣厉的很可能就是不同时代的两位楚先人，只不过到了战国时期楚人对这段历史也已经认识模糊，便把历代先祖的事迹糅合为一，并赋予了其人较多神性。同时需要承认的是，生活于商周之际的这位季连，《楚居》《楚史》的相关记载都比较充实，应该是有较多史实成分在其中的。从他得“穴熊”之号后楚人始以“熊”为氏来看，其人盖为最后一代季连，同时也是对楚人早期发展影响最深远的一位。安大简《楚史》载祝融寻之不得并以火爨其穴，都说明由先祖聚居地騩山迁至丹淅流域的，很可能就是这一位季连。对于他本人来说，“季连”或许可以视作他的氏名，而穴熊则是他的尊号。
明确了《楚居》中号为“穴熊”的季连可以活动于商代晚期之后，“盘庚之子”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盘庚的儿子便没有太多疑问了。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盘庚死后“兄终弟及”，由其弟小辛践祚，盘庚之子未曾即位商王。而据学者研究，商代既已施行分封制，甲骨文中有大量商代侯、任、男的记录，其中大部分属于武丁时期。[47]我们知道，武丁在位之时曾广兴征伐，《诗经·殷武》载其“挞彼殷武，奋伐荆楚”，[48]南方就是其征讨的目标之一。有鉴于此，我们大胆推测与武丁同辈的王室后裔盘庚之子就是在南征后被分封在“汌水”上游的“方山”一带的。考虑到武丁到商末帝辛犹有五世相隔，大概季连所见的也已经不是“盘庚之子”，而是以祖号为氏并袭其封地的裔孙了。
《楚居》关于季连与盘庚之子联姻的记载，也可印证楚人与商人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此前赵平安先生已将妣隹之名与商人的玄鸟崇拜联系起来，并认为商人在楚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49]此外，楚人的继统原则“幼子继承制”，[50]很可能也受到了商人“兄终弟及”传统的影响。《左传》文公元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昭公十三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等说法，或许就是春秋时人从季连、丽季等楚国先祖以少子身份承继大统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实际上，传世典籍中也可觅得商人乃是楚国母系先祖的的蛛丝马迹。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屈原所作的《天问》中有这样一句：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51]
何为“启棘宾商”？什么是“勤子屠母”？又怎称“死分竟地”？这些都是困扰楚辞注家的疑难问题，历来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们认为，《楚居》记载的商人之女妣厉因生育丽季难产而“宾于天”的事迹，便是《天问》所云之“启棘宾商”。丽季在妣厉分娩时“不纵行”，导致母亲身死，可谓“勤子屠母”；最终“溃自胁出”，破坏了母亲妣厉的躯体，需要巫咸用荆条为其缝合，可称“死分竟地”。王逸序《天问》云：“屈原放逐……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52]若如其所说，屈原是见了楚先王之庙中的先祖神话而作的《天问》。考虑到熊丽作为开国之君在楚先公中的独特地位，上引之句中屈原所感慨的就很可能是《楚居》中妣厉生丽季的故事。妣厉作为季连的配偶、熊丽的母亲，自然是楚人所共同尊奉的母系先祖，而她自身作为盘庚后裔，也使得楚、商二族在血缘上建立了密切联系。
03
“京宗”与楚人在商周
之际的迁徙与拓展
实际上，盘庚之子这一脉的商人为楚人早期发展提供的帮助远不止母系血缘而已。商周之际的这位季连带领族人由中原迁徙到丹淅汇流的区域后，又开展了进一步的扩张，而楚人开疆拓土所迈出的第一步便是迁徙到了盘庚之子的故地。
《楚居》说季连“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简文“处于方山”的主语为盘庚之子，则方山一带在当时应为盘庚之子的领地。既然季连是逆流均水而与盘庚之子会面的，那么方山的地望一定在均水上游，也就是丹水、淅水汇流以北的区域。按照这一思路，学者相继提出了陆浑山、熊耳山、浮戏山等说。而这些具体的山峰，实际上都是属于南阳盆地北部的伏牛山脉的。作为商代封国的盘庚之子，此时所控制的应该就是丹水以北、伏牛山以南的这片区域。
按照我们对简文的理解，“方山”“盘”“徜徉”等均不是季连曾经居处过的地点，这一段讲的实际上是季连求女的故事，他本人此时尚未迁徙。季连应该是趁访问盘庚之子的机会，在妣隹的母家与她私合的。简文说妣隹“爰生
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现在看来“先处于京宗”的主语乃是
伯、远仲二子。他们由于是非婚生子，只得暂且随母亲妣隹居于舅家。而所谓“先处于”，则是与下文“穴熊迟徙于京宗”紧密呼应的。季连也就是穴熊在结束访问回到了均水下游的居所后，迟于
伯、远仲二子迁徙到了盘庚之子的领地，又得其另女妣厉而妻之，正式与盘庚之子部族建立了姻亲关系，并生下了侸叔以及嗣位之君丽季。此后楚人便反客为主，占领了这片原属商族后裔的土地，并将自己的势力范围由均水下游拓展到了整个均水流域。
简文中
伯、远仲“先处”，季连“迟徙”，丽季之后的楚先公也长时间居住的“京宗”，对于楚人来说应当有着特别的意义，而其地望究竟在哪里呢？此前的论者基本认为京宗位于楚国后来的核心区湖北京山一带，也有学者将其定位于关中平原，[53]唯有徐少华、尹弘兵等先生主张京宗位于河南的丹淅流域和伏牛山一带，[54]符合简文对楚人此时通过联姻“鸠占鹊巢”取得盘庚之子部族领地的记载。而楚人以“京宗”称呼这片土地，正是其先祖记忆的体现。京，《尔雅》：“绝高为之京”，《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杜注：“京，大也。”[55]宗，可训为尊奉、景仰，[56]与京一样都有尊隆之义。楚人称丹淅为“京宗”或与周人称泾渭为“宗周”同谓，都昭示着其为先祖长期居住的隆兴之地。
楚人在商周之际徙居的伏牛山以南的丹淅流域，大概就是文献中所说的楚国早期居地“丹阳”。而所谓“丹阳”，其实就是丹水以北与淅川交汇之地。《史记·楚世家》载：“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57]《屈原列传》记此事云：“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司马贞《索引》曰：“二水名，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58]此前对于丹阳的地望学界曾有“四系八说”，但随着近年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资料的不断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已倾向于丹阳即丹水之阳的说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阳”，[59]从《楚居》来看，带领族人从丹水下游迁徙至丹水以北与淅川交汇之地的正是鬻熊（季连）。由此可见，丹阳与京宗应该都是丹淅流域的指称，一为地理方位，而一为人文记忆。
“京宗”不仅与“丹阳”的地域范围重合，它们也同样是广泛的区域概念而非具体都邑。《楚居》接下来又说：
至熊狂亦居京宗。至熊绎与屈紃，使鄀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内，氐今曰，必夜。至熊只、熊䵣、熊樊及熊赐、熊渠，尽居夷屯。
熊绎至熊渠所居的“夷屯”，从熊绎卜徙之时曾“窃鄀人之犝”来看，其地当近于鄀。《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秦晋伐鄀”，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60]上世纪以来，由于上鄀、下鄀青铜器均有数量可观的发现，关于鄀国的地望又产生了不少争论。[61]结合鄀国青铜器的出土地以及本文对《楚居》的重新理解，我们倾向于将上鄀定在丹淅流域的商密附近，是鄀人最初的居地。[62]至于下鄀，则应如徐少华先生所说，是在春秋中期随楚国迁徙到今湖北钟祥附近的，[63]清华简《系年》第6章载：“（秦晋）二邦伐鄀，徙之中城，围商密”，[64]应即此事。管见所及，鄀人自始至终大概只有一支，早期居于丹淅称上鄀，春秋之后南迁汉水中游称下鄀，与杜预的注解也相符合。
若此说不谬，夷屯作为鄀国附近的都邑，当位于丹淅流域内，属于京宗的地域范围。《楚世家》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65]也可证熊绎之邑夷屯应该在丹阳即京宗范围之内。至于夷屯与京宗（丹阳）如何对应，则以视作点和面的关系为宜，就如同丰、镐之于宗周一般。
从《楚居》简文的描述来看，此时楚人的国力委实一般，不但寄居妻族篱下，就连祭祀用的牺牲也无力供给。《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沈尹戌称楚先人“土不过同”，[66]现在看来应是实情。楚人在丹淅流域立足，最初一定没有尽得其地，当是与此地的原住民商人、鄀人等杂居一处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士山盘载王命大臣士山“征鄀、荆、方服”，[67]可见此时的荆楚应与鄀、方毗邻。此中的方，我们猜测或许就与季连见盘庚之子的方山有关，是这一支商人在京宗地区的具体居地。而文献均称鄀之居地近于商密，商密这一地名，可能也是由居于此地的商人后裔盘庚之子部族而来的。季连一族与共居丹淅的盘庚之子是姻亲，与鄀人也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据《楚居》记载，西周以后又有若敖、堵敖、成王等多位楚先公曾迁居于鄀。春秋之时，随着楚人向江汉扩张，丹淅成为了其西北边境之地，屡遭秦、晋侵袭。楚国多次派兵协助鄀国戍守，并在其被灭后将其南迁成为自己的附庸，此中当然有抵御中原大国扩张的政治目的，或许也念及了先祖共同创业之谊。
言及于此，或可对《楚居》所述的楚人此次大范围迁徙稍加总结：季连在商周之际先是带领族人从世代所居的中原迁徙到了均水下游，此后又通过联姻与均水上游的盘庚之子部族建立了联系，进一步在丹淅流域内拓展了自己的领地。其后熊绎又卜选了京宗中的具体都邑夷屯作为据点，楚人便长期居于此地蕃息发展。
04
楚人在西周时期基本上
都在丹淅流域发展
在我们看来，不但西周早中期的熊丽至熊渠居于京宗一带，直至西周晚期的蚡冒之前，楚人大概都没有走出丹淅流域。《楚居》有云：
熊渠徙居发渐。至熊艾、熊挚居发渐。熊挚徙居旁屽。至熊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熊勇及熊严、熊霜及熊雪及熊徇、熊咢及若敖熊仪，皆居乔多。若敖熊仪徙居鄀。
熊渠为西周中期夷王时人，简文说他带领楚人从世居地夷屯徙居到了发渐。发渐史籍未载，学者在探讨其地望时，往往会征引《楚世家》对熊渠的相关记载：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68]
《楚世家》说熊渠曾伐庸、杨粤、鄂等国，黄灵庚、笪浩波、卢川等先生便据以推断发渐当处于这些方国附近。[69]然而细绎此文，就会发现这段话的主角并不是熊渠，而是其所生子三人。熊渠将其三子都封到“江上楚蛮之地”而立为王，恰恰说明他本人没有迁徙过去，仍是居于京宗的。熊渠所迁的发渐，应该与之前楚人世代居住的夷屯一样，是京宗范围内的一个都邑。
过去我们读《楚世家》，看到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并兴兵征伐，都以为他已经尽得江汉之地，现在看来可能并非如此。首先，熊渠征伐的庸、杨粤、鄂等国，大致不出南阳盆地与汉水两岸。庸在今湖北竹山一带，《史记集解》引杜预说：“庸，今上庸县”，《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鄂，应该是河南南阳附近的西鄂，《正义》引《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70]至于杨粤，有学者认为是杨水之鄂，并与古郧国联系起来。[71]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南阳盆地的东部发现了大量古羕国的遗存，[72]也可能与杨粤有关。然而无论是郧国还是羕国，离此时的楚国中心区丹淅流域都不是特别远。再者，熊渠及以前的楚人对“江上楚蛮之地”大概还未能真正的控制，否则也不会因厉王暴虐就轻易退回丹淅，并去其三子的王号了。
从熊渠时仍兴兵伐庸来看，楚人应该是在西周中期才开始尝试从丹淅渡过汉水向南方进发。简文载其孙熊挚时曾徙居“旁屽”，有学者认为其即《左传》中的“防渚”，其地近于庸，大致在今湖北房县一带。此论或可备为一说，但即便熊挚之时楚人曾渡过汉水迁徙于此，但所居处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73]
熊挚的后人有一支在今湖北秭归附近的夔建国，在他们看来，熊挚南渡汉水乃是“自窜”，并不是楚人的集体行为。
也正因由此，简文载熊挚之后的楚君熊延，[74]便“自旁屽徙居乔多”。周运中先生认为乔、绞音近，“乔多”可能与绞国有关，[75]而绞国位于汉水中游，距郧国不远。若如其说，则熊挚时才南渡汉水的楚人，一世后便退回到了汉水沿岸。熊延以后一共有八位楚君曾居于乔多，到了若敖熊仪则徙居于鄀。若敖所迁并以之为氏的鄀，应即上文所论夷屯附近的鄀，都是京宗范围内的具体都邑。在西周晚期短暂南居于汉水两岸后，其族又在若敖的带领下回到了祖居之地京宗，可见楚人此时虽偶有南进的尝试，但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根据地仍在丹淅。
如果上述说法可以成立，那么自商周之际始迁的季连以至西周末年的若敖，楚人基本都是居于丹淅流域的“京宗”的，最远也不过涉汉至庸、绞等地。但是若依此说，就会与文献中艳称的昭王伐楚的记载发生矛盾。《左传》《竹书纪年》等都记有周昭王广伐楚荆的史事，西周金文中也不乏其载。新见昭王时期青铜器京师畯尊的铭文有“王涉汉伐楚”一句，李学勤先生曾据之推测，“楚应当在汉水的南面，从而昭王必须渡过汉水，才能攻击楚人。”[76]如此看来，周昭王曾渡过汉水讨伐居于汉水之南的楚人，似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然而，历来把昭王所伐之楚视作芈姓楚人，也并非没有疑窦之处。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商末周初之时季连一族与周王室的关系应该是十分亲善的，[77]季连（鬻熊）本人即曾率族人归附西伯并为文王之师，其子又事于文王，裔孙熊绎更是历仕成、康。周原甲骨中有以下辞例：
其微、楚厥燎，师氏受燎（周原H11：4）
楚伯乞今秋来即于王其侧（周原H11：14）
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周原H11：83）[78]
此中的楚、楚伯、楚子一般认为就是芈姓楚人，[79]也可印证文献中西周早期楚人臣事周国的记载。从《楚世家》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并命其“居丹阳”来看，周王室是认可芈姓楚人对于丹淅流域的管辖权的。如果《左传》昭公十二年所载楚灵王称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不是妄语，那么在康王时还是周室肱股的楚人，怎么到了昭王就成为了被征伐的对象了呢？
过去的研究者往往把《左传》僖公四年中管仲对楚子说的话作为周、楚关系转变的依据：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80]
详审其文，就会发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责问的实是现任楚君，而非周昭王时楚先公的过错。至于“昭王南征而不复”，在我们看来也不是认定楚国为昭王之死的直接责任人，而是指责楚人作为周之封臣没有尽到对周王的护佑义务。昭王时的芈姓楚人仍是周室臣子，而非周人之敌。据宋代出土的中甗（《集成》949）记载，[81]昭王在伐楚荆之前曾命大臣中“先省南国”，根据高崇文先生的研究，所谓“南国”的范围主要是南阳盆地到随枣走廊区域内。[82]昭王派员先行省察的原因，实际上是欲以这一区域的诸侯国作为南伐的主要力量。而芈姓楚人，恰是此区域内有义务助昭王南征的“南国”之一。上文所引士山盘，一般认为是共王时器，[83]共王命令士山“征鄀、荆、方服”，可见楚国在昭王之后仍是作为周的封国而行贡献义务的。而综合各种史料来看，昭王南伐的对象范围应该很广大，此时寓居丹淅的楚人实在不足以与周王室匹敌。
既然芈姓楚人是周王室南征的助手而非目标，那昭王广伐的荆楚又是谁呢？尹弘兵先生曾认为昭王南征的对象是在商代就盘踞在江汉的楚蛮，[84]是很有启发性的意见。上引《诗经·殷武》云武丁“奋伐荆楚”，所指应该就是这一族群。《吕氏春秋》载“周昭王亲将征荆蛮”，[85]即明确指出昭王征伐的是荆楚蛮族。实际上，以颛顼为远祖，以中原地区为始居地的芈姓楚人，从来都算不上蛮族。《国语·郑语》载史伯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形势时，论及祝融之后：
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闽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86]
在史伯看来，季连这一支芈姓后人与闽芈等南蛮不同，乃是“实有昭德”的正统。关于楚人南下后才逐渐“蛮化”的基本认识，从他称述楚人历史时所说的“叔熊逃难于濮而蛮”一句，也有隐约体现。此外，前引《楚世家》文说熊渠三子所封“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其地原不为芈姓楚人所有，乃是熊渠从楚蛮处侵略得来。若芈姓楚人就是楚蛮，又岂有自己劫掠自己的道理。而楚人此时得以“甚得江汉间民和”并占据楚蛮之地，或许即与在昭王的带领下联合汉东诸侯对楚蛮的打击有关。《楚世家》又载熊通时回顾楚先公之封，“蛮夷皆率服”，[87]也可说明芈姓楚人本身并非蛮夷。需要说明的是，在《楚世家》的记载中熊渠熊通都曾忿言“我蛮夷也”，结合上下文来看更像是楚人僭越礼法时的诡辩。或者将其理解为太史公沿袭了战国以后中原诸侯对长期居于南方之楚人的诋毁，大概也未尝不可。
楚人西周时期不出丹淅说的成立，还需要对文献中楚人出于沮、漳的相关记载进行解释。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云：“自复而足，楚将不出雎、漳”，雎、漳即江汉间的沮水、漳水流域，是春秋以后楚国的核心区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墨子·非攻》中有这样一段话：
昔者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88]
这几句话的立论者为“夫好攻伐之君”，若依其言，楚人早在熊丽之时就已经开发沮漳了，似乎与我们之前的论证相左。大家都知道，战国时人为了申张自己的学说往往会用夸张的手法对历史进行描述，对于真实性的要求通常没有那么严格。此语的主旨是论证楚、越、齐、晋越境并国有据，而对于它们开国史的追述却不见得确切。比如沮水在这里就被说成了“雎山”，可见立论者不一定熟悉楚国的早期历史。按照我们的理解，楚人在熊丽之时还远未涉足沮漳，《墨子》的这番话大概是由于已经不知道楚人出自丹淅，便将后代楚君的事迹误置于熊丽身上。
同样的情况还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所载楚右尹子革之语，其谓：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89]
《楚世家》亦有类似的记载，盖承袭自此。如果说熊绎的时候楚人已居于远在沮漳之间的荆山，又怎能去“事天子”“共御王事”呢？因此，这段话的记载恐怕也是“层累”的历史。即便我们承认熊绎曾“筚路蓝缕”抵达荆山，恐怕最终也并没有迁居于此。熊绎时的楚人居所，还是以上文所论的丹淅为好，此地沿丹水而上便可直达宗周，实际上也是早期周楚关系如此密切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楚人先祖在大的地域范围内进行迁徙的记录，还见于前引新蔡简“昔我先出自，宅兹沮、漳，以选迁处”一句。楚人自述先祖从均水流域走出，居于沮漳二水，并在此地遴选、迁徙新的居处。简文的这句话，虽然提到了楚人早期历史上的两个长期居处的重要区域，但重点讲述的实际上是“以选迁处”，也就是由丹淅流域向沮漳流域的这次大规模迁徙。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次迁徙发生在两周之际。也正是由于楚国从春秋以后转而开发沮漳作为核心区域，使得战国以后的人几乎已经忘了楚人是从丹淅走出来的了。
05
蚡冒至于武王始开发沮漳
从上节的论述可知，楚人乃是在熊渠的带领下，利用昭王南征打下的基础南下开发汉水两岸的，其间虽偶有所得，但统治的核心仍是丹淅流域。真正带领楚人向汉水以南的沮漳流域迈进的，实际上是两周之际的蚡冒。
《国语·郑语》记载了两周之际天下大乱后国际格局的重建：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
其文明确讲楚人是在周平王之末才由蚡冒“始启濮”，而濮所指的又是哪一片区域呢？韦昭注：“濮，南蛮之国，叔熊避难处也”，徐元诰云：“濮，百濮也，文十六年《左传》：‘麋人率百濮聚于选。’杜注：‘百濮，夷也。’即此，在今湖南石首县南。”[90]濮还见于《尚书·牧誓》，曾助武王伐纣灭商，与庸、卢、彭等一同被称为“牧誓八国”。对于其地望，孔传认为“濮在江汉之南”，[91]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濮在楚西南”。[92]现代的学者一般也都认为濮远处大西南，但实际上，百濮的生存空间是逐渐受到楚人挤压而不断向南迁徙的。[93]《国语》所说的蚡冒开发的濮，应该不单指一国，而是整个百濮族群居住的广大区域。如吕思勉先生就认为：“濮为种族之名，非指一国，故杜《注》谓庸亦百濮夷。”[94]西周春秋时期的濮、庸等都属于百濮族群，而百濮或许就是昭王南征之荆蛮的一支。[95]作为同一族群，百濮之人当是毗邻而居的。由于庸的位置已经确定，便可知百濮的早期居地大致就是以荆山、沮漳为中心的江汉之间的广大区域。这片原属于百濮民族的土地，经过蚡冒以后楚人的不断扩张，就成了楚国的核心区了。
楚人从蚡冒开始对江汉间的百濮之地进行开发，实是有一定历史基础的。这一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熊渠“兴兵伐庸”，一度占据“江上楚蛮之地”。其孙熊挚也曾迁居“旁屽”，并自窜于“夔”另立邦国。再后来，楚国又发生了熊霜三弟争立的动乱，《楚世家》云：“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96]《国语·郑语》也说：“叔熊逃难于濮而蛮”。[97]熊挚、叔堪等人窜逃避祸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百濮之地，既说明此时的楚国与汉水南岸的族群互动比较频繁，也可证在西周晚期百濮仍是与楚国为邻而非其属地。
实际上，楚国完成向江汉沮漳的扩张，也不是由蚡冒一世一蹴而就的。《楚世家》载有其后嗣君武王的事迹：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98]
楚武王此次东进伐随的目的是逼迫周王室为其晋爵加位，但是周王没有应允，楚人只能“与随人盟而去”，渡过汉水回到沮漳，“开濮地而有之”。换言之，即便是楚武王在位三十五年之久后，江汉沮漳的的百濮之地尚未尽归楚人所有。楚国是在东进受阻后，回到汉水以西专心经营，才彻底掌握这片土地。
蚡冒至于武王对沮漳的开发，可以得到《楚居》的印证：
至蚡冒熊率自鄀徙居焚。至宵敖熊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熊达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氐今曰郢。
简文载蚡冒带领楚人从丹淅之鄀邑迁徙到了焚。笪浩波先生认为蚡冒徙居的“焚”可通“樊”，[99]即今襄阳樊城。其地正在汉水之滨，处于汉水与沮漳之间的平原地带。楚人从鄀沿丹水顺路而下，渡过汉水向沮漳扩张，以此地为据点再合适不过。至于宵敖所迁之“霄”，学界的意见比较统一，都认为其即秦汉简牍中多次出现的“销”。据周振鹤先生考证，“销”大致可定位于今湖北的荆门市北面的石桥驿与南桥之间。[100]如此看来，宵敖这一代的居地已经位于沮漳核心区，在其父蚡冒的基础上又向南挺进了不少。
《楚居》中武王迁居的免，简文又称郢、免郢、疆郢、福丘。后来文王将其改名为“福丘”，应与简文中上有残缺的“福”字有关，大致是说此地得到了福佑。与我们上文讨论过的“京宗”类似，“福丘”也应该是一种蕴涵了尊隆之义的名号，而非地理方位的概念。作为楚国的第一个“郢”，同时也是降福之地，此邑对于楚人来说也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武王以之为大本营完成了对原属百濮的江汉沮漳之地的开发，在后世楚人看来，此地大概与先祖隆兴之地“京宗”同等重要。《世本·居》载：“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101]描述的正是楚国早期历史发展中的两位重要首领与带领族人迁居之地——季连所迁、西周时期长期居住的丹淅，以及蚡冒至武王开发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核心区江汉沮漳。
至于“福丘”，也就是武王所都之郢的具体地望，目前尚有较多争议。结合本文之前的讨论，我们认为武王之郢应该处在汉水中游的西岸。童书业先生曾指出：“春秋初年楚所都之郢，似不得远至今之江陵”，“应在汉水中游一带。”[102]石泉先生进而将其对应于湖北宜城的楚皇城。[103]上世纪80年代发掘的宜城郭家岗遗址，即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武王之郢。[104]武王从宵敖时的沮漳核心地带荆门北迁回到汉水西岸的宜城，或许是为了方便渡过汉水进一步向东发展。
实际上，楚国在春秋早期虽立足于汉水以西的沮漳流域，但却一直有着东进的野心。除了上引武王三十五年的伐随外，根据史书记载，十余年后武王再次兴兵伐随，并死在了征途之中。《左传》庄公四年载：“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105]由于武王中道崩殂，楚人只好与随“会于汉汭而还”，并渡过汉水退回沮漳，使得挺进汉东的计划再次落空。清华简《系年》的第二章描述了春秋之初的列国形势，称“楚文王以启于汉阳”。[106]结合多元史料来看，楚国确实是在文王之时才从沮漳走出，逐渐兼并汉东列国，开辟了雄踞南方“中分天下”的局面。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价值挖掘与传承传播研究”（20&ZD30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书形成问题研究”（19ZDA2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得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支持。
（修订稿刊载于《考古学报》2025年第1期哪个股票平台好，此为作者原稿）
发布于：河南省
